死刑合憲後，受傷的社會該如何繼續走下去？

憲法法庭於今年4月23日針對死刑案召開言詞辯論，截至今日此案的司法院YouTube頻道直播觀看人數已達10萬，相比其他影片的觀看量，顯見社會大眾對於死刑存廢議題的高度重視。而我們也有幸看到這個佔據辯論比賽數十年的題目，有機會進入國家最高司法殿堂，由大法官、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進行公開的意見交換。

死刑辯論在台灣已經持續多年，且通常都攸關重大刑案的發生，而大多數案件在社會大眾眼中的圖像，不外乎是一個喪盡天良的加害者，對上潔白無瑕的受害者。我相信作為有倫理良知的各位，都不願意看到這種事情在社會中不斷地重演，然而如果憤怒總是在第一時間遮蔽雙眼，讓我們沒辦法好好坐下來討論諸如生命權保障、刑罰目的、精神病患者處境及社會安全網等同等重要的課題，那悲劇就只會在彼此的情緒宣洩中再次上演，並且在社會大眾之間留下難以修復的裂痕。

「同情心」確實是人類與身俱來的良善特質，人們很自然地能夠同理受害者家屬的感受，因此我也不難理解，許多人習慣將「支持廢死的人一定是沒有經歷過這種痛苦」作為指責的起手式，但這種「家裡死過人」才能評論死刑的資格論說法，絲毫無助於死刑存廢議題的深入討論。

上週五（9/20），憲法法庭公布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，以結論而言，本次判決毫無疑問是「合憲」，也就是認為中華民國司法體系仍然可以在特定條件下，向犯下「最嚴重犯罪類型」的加害者宣判死刑。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大法官如何兩面不討好，不僅嚴重影響憲法法庭的信任感，同時也讓整個司法體系成為民眾撻伐的對象。

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陣營，對釋憲結果表達強烈的不滿，認為該判決等同於實質廢除死刑，並試圖告訴社會大眾憲法法庭如何藐視民意，執意為廢除死刑踏出關鍵性的一步；而以廢死聯盟為主的許多民間團體同樣對結果感到不滿，認為憲法法庭「並未鼓起勇氣」做成違憲判決，使台灣仍然無法與國際人權公約所揭示的廢死精神接軌，未能為捍衛生命權及人性尊嚴做出貢獻。

這正好凸顯死刑存廢的困難之處，我們不僅需要討論法律面或政策面的問題，更無法單純以專業知識來說服社會大眾。「殺人償命，天經地義」的觀念，涉及到人民心中最深層的道德感情，也觸動著每個人最敏感的神經。正反雙方都有各自的關懷及生命經驗，或許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法律人口中的人性尊嚴。

一邊著眼於冤獄的可能性及執行死刑的不可回復性，並且強烈受到冤案當事人的悲慘處境所感染，真心為冤獄平反及廢除死刑而努力；另一邊則將焦點放在受害者家屬的感受上，並且透過新聞媒體的反覆報導，對於泯滅人性的加害者由衷地感到憤怒，這種同理心驅使著這些人將不安與恐懼全部寄託在執行死刑上，作為一切治安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，藉以消化自己的情緒。

筆者想起高中第一次接觸死刑存廢議題時，曾經撕下公民課本有關國際特赦組織的介紹，來表達對廢死立場的強烈不滿，而經歷近十年的法學訓練，筆者仍然時刻會想起當初那種純粹的憤怒。建構廢死的理論基礎，掌握更細緻的民調數據，對社會大眾進行專業知識的說教，或許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忽視對許多人而言，死刑執行是一種重要的情感慰藉，也是他們在面對不斷發生的重大刑案時，說服自己能夠在這個傷痕累累的社會繼續生活下去的必要手段，那作為倡議者的我們，或許永遠無法觸及或改變他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。

更不用說在這次釋憲案之後，「15位不具民意基礎的大法官 vs. 80%支持死刑的民眾」，這種根本性挑戰憲法法庭權威的言論，也會是台灣釋憲史上迎來的一次重大危機。如今台灣國會是由兩個對廢死存疑的政黨聯盟所掌握，並且即將迎來下一屆的大法官人事提名。作為青年法律人，我們該如何在這個受到情緒高度支配的難題上，努力平衡民意與人權保障，將會是我們能否堅持下去的關鍵。